一、“防內卷”再成政策焦點，中央密集部署釋放治理信號

7月1日，中央財經委員會召開會議，明確提出“依法依規治理企業低價無序競爭，引導企業提升產品品質，推動落后產能有序退出”。這一表述延續了近期政策層面對“內卷式競爭”治理的高頻關切。回顧以往，該會議往往聚焦中央關心的關鍵議題，具有重要的政策風向標意義。例如，2024年第四次會議強調的大規模設備更新和消費品以舊換新政策，已成為2024年以來支撐內需的重要抓手。

實際上，近期“防內卷”已成為政策話語中的高頻詞。6月29日，人民日報頭版文章《在破除“內卷式”競爭中實現高質量發展》指出，要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主動打破地方保護、市場分割和“內卷式”競爭。更具制度意義的是，6月24日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審議的《反不正當競爭法》修訂草案，已將“內卷式競爭”正式納入法律規制范疇。

從政策脈絡看，“防內卷”并非突發議題，而是延續自去年底以來一系列高層會議精神的系統延伸，體現出治理思路上的高度一致性與漸進深化：

2023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提出“要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要求規范地方政府和企業的不當競爭行為；

2025年3月，全國兩會期間，“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首次寫入政府工作報告，治理表述從“防止”升級為“綜合整治”，治理態度更為明確，部分重點行業被點名：

鋼鐵行業繼續實施粗鋼產量調控機制，推動落后產能整合、鼓勵兼并重組；

石化行業堅持“減油、增化、提質”方向，推動產業向高端化、精細化轉型。

這一系列信號表明，“防內卷”已不僅是經濟領域的現象，正逐步上升為制度性治理議題，預示后續產業政策、市場監管和要素配置改革將繼續圍繞“高質量發展”主線展開深度推進。

二、背景：“防內卷”背后的市場現實——外部不確定性與內部通縮壓力交織

2025年上半年，中國經濟展現出較強韌性，但步入年中，政策重提“防低價競爭”，并非偶然，而是對當前宏觀環境變化的主動回應。在外需前景不確定、內需動能不足、企業利潤承壓等多重壓力下，官方強化對“內卷式競爭”的治理，意在為高質量發展掃除制度與結構障礙。

（一）外需支撐趨弱，出口增長可持續性存疑

盡管上半年出口表現較強，特別是一季度受“搶出口”驅動，凈出口對GDP貢獻高達2.1個百分點，但其延續性面臨挑戰：

• 外需回落風險加大。隨著“搶出口”效應逐步消退，以及部分海外訂單提前釋放，后續出口動能存在透支隱憂。4、5月出口增速已現邊際放緩跡象，未來增長難以樂觀預期。
• 中美關稅調整進入停滯期。5月日內瓦會談后，雙方曾因現實需求（如美國商超庫存告急）暫時降低關稅，但6月倫敦談判焦點已轉向稀土出口與高科技限制等非關稅議題。當前關稅已無顯著下行空間，未來貿易環境可能再度趨緊。

（二）通縮壓力未退，抑制內需與財政彈性

通縮風險是官方持續推進“防內卷”政策的重要觸發器：

• PPI連續下行削弱企業預期。截至5月，PPI已連續32個月同比下跌，且跌幅加深。盡管6月制造業PMI小幅回升至49.7%，但生產與新訂單指數的背離反映出供需修復并不均衡。

• 物價下行影響微觀主體活力與財政穩健性

對企業而言，價格預期偏弱導致盈利空間受限，資本開支意愿減弱。

對居民而言，消費推遲傾向增強，儲蓄偏好上升，削弱即期消費。

對政府財政而言，名義GDP增速放緩疊加商品交易額下降，導致增值稅收入承壓，限制財政擴張空間。

（三）企業利潤承壓，低價競爭蔓延成因顯現

1–4月工業企業利潤同比雖略有增長，但主要依賴原材料成本回落。5月當月利潤同比驟降9.1%，1–5月利潤累計同比轉為下降，顯示盈利壓力重新積聚。

• 多數行業利潤率持續下滑。除個別集中度高行業外，大部分制造業營業利潤率較去年同期下降，顯示終端需求疲軟、價格傳導受阻。
• “低價換市場”成為企業普遍選擇。在需求疲弱、產能過剩背景下，企業為爭奪有限訂單紛紛降價促銷，尤其在同質化嚴重的行業中，“價格戰”已演變為典型“內卷”，損害了產業整體利潤水平和生態穩定性。

更值得警惕的是，企業盈利結構的扭曲正在制約中長期發展潛力

• 一方面，現金流緊張促使企業壓縮研發和技改支出，不利于高端制造與技術創新；

• 另一方面，利潤縮水風險正沿產業鏈向上下游傳導，可能誘發鏈式信用風險和金融隱患。

三、展望：“防低價競爭”需在穩增長與調結構之間實現動態平衡

面對外部不確定性上升、內部通縮壓力持續的復雜局面，市場對于供給側結構性優化的預期明顯升溫，部分聲音甚至將其與2015年供給側改革力度相對照，寄望于通過“結構出清”應對內卷與增長雙重壓力。

回顧2015年啟動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其核心政策框架是“三去一降一補”（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在多個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

1、去產能：重點行業如鋼鐵、煤炭大規模化解過剩產能，2016–2019年累計壓減粗鋼產能超過1.5億噸，退出落后煤炭產能8.1億噸，提前完成“十三五”目標任務；

2、去庫存：通過因城施策的調控策略，商品房待售面積顯著下降，房地產市場趨于穩定；

3、去杠桿：企業資產負債率穩步回落，宏觀杠桿率上升勢頭得到遏制，金融風險總體可控；

4、降成本：減稅降費和簡政放權減輕企業負擔，2018年減稅降費規模達1.3萬億元，“十三五”期間累計規模超7.6萬億元；

5、補短板：持續加大基礎設施、民生保障、科技創新、生態環保等領域投入，推進脫貧攻堅和城鄉統籌發展取得突破性進展。

上述改革不僅緩解了結構性失衡，更有效培育了新動能，推動高技術產業、數字經濟和現代服務業快速成長，帶動第三產業比重持續提升，實現了增長動力的階段性轉換。

進入2025年，在通縮壓力尚未緩解、內需回暖不穩的背景下，圍繞“防內卷”的一系列舉措正在引發市場對結構性供給調整的關注。從實際運行角度看，雖然當前政策節奏與2015年有明顯不同，但部分行業已開始呈現出向“出清無效供給、強化高質量產能”方向轉變的跡象。

不過，相較于上一輪調整周期，此次“防內卷”背景下的供給優化路徑面臨更復雜的權衡，行業應關注以下幾個方面的演化方向：

• 其一，如何在穩增長與壓內卷之間尋找運行區間。在終端需求偏弱的現實下，若低價競爭治理過于集中化推進，部分企業可能面臨盈利修復受限的壓力。因此，未來措施或將更重視保留有效產能與訂單承接能力，強調“去低效”而非“去產能”本身。
• 其二，不同行業或將面臨差異化處理。當前制造業呈現出顯著的分化特征：一方面是中低端產能競爭激烈、出口敏感度高；另一方面是新興領域尚處技術爬坡期，對資金和政策依賴度仍強。從趨勢來看，政策信號可能將更聚焦于高附加值、綠色化、智能化方向的產能鼓勵，同時在調控方式上更加市場化和結構化。

綜上判斷，未來供給側優化將更聚焦“提質增效”而非“簡單壓縮”。重點在于通過技術升級、創新引導與制度供給，推動制造業從“低價同質競爭”向“高端差異化競爭”轉型，促進產業鏈整體躍升。同時，也有望結合財政、稅收、信貸等工具，對優質企業、前沿領域給予結構性激勵，逐步構建有質量的產業競爭生態。

需注意的是，截至目前政策層面尚未重新使用“供給側改革”作為正式政策表述，本輪對“內卷式競爭”的治理更偏向于法治化、制度化與結構性優化工具的整合應用，市場將其聯想為“新一輪結構性調控”的討論，更多是基于政策效果與2015年的類比邏輯，而非政策語言層面的直接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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