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稅戰對大宗商品影響分析——產業鏈沖擊及宏觀溢出效應
【核心觀點】
2025年以來，全球貿易體系在關稅戰沖擊下加速裂解，大宗商品產業鏈作為連接全球供需與價值流動的關鍵通道，正成為系統性風險積累與傳導的主要載體。港口物流降溫、制造供需疲軟、出口秩序紊亂等多個前瞻指標同步惡化，WTO已將2025年全球貿易增長預期大幅下調至-0.2%，并警告貿易摩擦升級恐引發更深層次的全球經濟收縮。
美國于四月宣布對所有進口商品加征10%關稅，并推行所謂“對等關稅”政策，短期內引發轉口搶運潮，但大宗商品產業鏈面臨的結構性沖擊不可逆轉。關稅戰正通過直接打擊大宗商品出口、壓縮制造業利潤鏈條，并沿著“量-價-利”路徑向上游資源開采、中游加工、下游制造傳導，進一步累積庫存錯配、投資收縮與需求萎縮的壓力。
大宗商品產業鏈的動蕩已成為宏觀經濟下行壓力的重要放大器，正在通過“利潤-資產-投資/消費”的負向連鎖反應溢出至更廣泛的宏觀領域，加劇通縮風險、削弱就業和居民收入，拖累2025年中國及全球經濟復蘇動能。
展望未來，特朗普關稅戰或將持續擴大對中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打擊，中美經貿關系易陷入“停-打-再停”的循環，轉口貿易也面臨嚴監管封堵的風險。面對大宗商品產業鏈沖擊帶來的宏觀溢出效應，中國需加速財政貨幣雙輪驅動、精準紓困受壓產業、重塑供應鏈彈性，并強化預期管理，防范系統性風險向更深層次擴散。
【正文】
一、現狀：關稅戰對全球經濟產生實質性沖擊，負面影響持續擴大
自2025年以來，全球貿易的前瞻性指標從港口物流降溫、制造業供需疲軟，到出口節奏紊亂、特定產業布局承壓，多個相互印證的信號已清晰揭示出全球貿易體系正面臨系統性風險。
在此背景下，世界貿易組織（WTO）大幅下調2025年全球貿易增長預期至-0.2%，并警告稱，若貿易摩擦持續升級，全球貿易收縮幅度或將進一步擴大。盡管近期美方釋放出可能保留政策調整空間的信號，但尚不足以扭轉市場對貿易前景的悲觀預期。
當前，全球貿易鏈條正在經歷一場由“政策突變沖擊→市場預期反應→經濟實質調整”構成的多層次、遞進式傳導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庫存錯配等結構性失衡與跨國貿易摩擦正在加速累積，大宗商品產業鏈作為連接全球供需與價值流動的關鍵通道，正成為系統性風險積累與傳導的主要載體。
在高關稅政策與地緣政治博弈相互疊加的復雜環境下，2025年的全球貿易格局已站上關鍵的結構性轉折點。倘若外部沖擊持續擴散并加劇外溢效應，系統性下行風險閾值將不斷抬升，全球貿易可能由此步入一個更長周期的結構性收縮通道。未來更廣范圍的產業深度重構與全球總需求萎縮的風險，不容低估。
2025年四月，美國宣布對所有進口商品加征10%關稅，并同步推行所謂“對等關稅”政策，引發全球貿易格局劇烈動蕩。盡管部分國家因“搶運潮”而出現短期出口增長，但多項前瞻性指標已亮起警示信號，表明全球貿易裂隙正在加速擴大。
1、貿易前瞻指標預警紅燈頻現：
（1）物流前端預警：
美西港口吞吐量與集裝箱預訂量大幅下滑，反映市場對關稅政策高度敏感，預示“搶運潮”后貨運量可能銳減。
（2）航運市場下行與重構：
全球航運價格指數轉跌，主要航線資源加速向東南亞、拉美轉移，顯示跨國運輸網絡正被政策不確定性重塑。
（3）制造業動能減弱：
全球及主要經濟體制造業PMI、新訂單與產出指標持續回落，工業生產出現負增長。企業庫存呈現“囤貨不增產”特征，供應鏈錯配與終端需求疲弱風險積聚。
（4）出口端顯露壓力：
韓國4月出口數據急劇反轉，對美出口大幅下降。日本對美鋼鐵、汽車出口也面臨顯著萎縮。這表明關稅政策的“預期效應”已快速傳導至出口端。
2、90天關稅緩沖期下，中國出口商加速轉口搶運
Mysteel調研及運價指數變動情況觀察，為規避潛在沖擊，中國貿易商加速通過東南亞國家進行轉口貿易。Freightos平臺數據顯示，近期越南至美國航線40英尺集裝箱運價上漲15%，而中國至美國航線運價則下降27%。
短期來看，轉口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緩沖對中國出口的直接影響。但鑒于東南亞港口吞吐能力有限，以及相關國家可能收緊貿易監管，轉口帶來的緩沖效應預計難以持續放大。一旦90天緩沖期結束、關稅正式生效（如美國封死中國轉口貿易渠道），中國出口壓力或將在二季度末顯著上升。
與此同時，為應對需求驟降并穩定航運價格指數，航運企業加速削減運力，大規模取消航次。Sea-Intelligence數據顯示，自五月起四周內，亞洲至北美航線預定量下降約25%，洛杉磯港單月取消航次達20次，明顯高于四月水平。盡管航運公司試圖通過壓縮供給支撐運價，但據調研反饋，目前中美航線集裝箱運價即便在滿載情況下，仍難以覆蓋運營成本。
二、關稅戰對大宗商品產業鏈的影響路徑分析
美國于四月宣布對所有進口商品加征10%關稅，并推行所謂“對等關稅”政策，短期內引發轉口搶運潮，但大宗商品產業鏈面臨的結構性沖擊不可逆轉。
1、通過出口路徑的影響：間接出口影響較大
（1）直接出口：
由于美國對基礎原材料的需求早已達峰，中國對美的基礎工業原材料出口量較小，直接出口受到關稅沖擊并不明顯。
以鋼材為例，中國對美直接出口金額與出口量已持續下降。2024年我國直接出口鋼材總量達1.1億噸，而出口到美國僅有89.2萬噸，占比較小。而且2024年中國對美國鋼鐵直接出口金額僅占中國出口到美國總金額的0.1%。
（2）間接出口：
但我國對美國的鋼材間接出口仍涉及較大規模，關稅沖擊對一系列工業產成品的影響，將逐步傳導至鋼鐵產業鏈條上。
首先，回顧2024年美國進口中國商品的主要情況：
根據美國USITC數據統計，2024年中國輸美商品總金額達4389億美元，其中，按照2位HTS編碼分類，占比最大的前五類商品類型如下，占美國從中國總進口比例的62.38%：
再細分來看，若按照10位HTS編碼來看，占比最大的前十類商品如下：
因此對直接出口來說，制造業產成品、電子電氣設備、汽車零部件等商品受美國關稅的直接沖擊較大。
進一步通過對不同類型出口商品類型耗鋼系數推算，計算出2024年我國間接出口到美國鋼材量1429萬噸，直接與間接出口總計1518.2萬噸。分行業來看，汽車行業是除了鋼鐵制品之外，涉及鋼材間接出口最大的板塊。
此外，關稅對不同類型商品的沖擊也有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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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電產品：
機電產品是中國多數省份的主要出口產品，占全國出口的近60%。廣東、江蘇、上海、四川、河南等省份的機電產品出口占比較高。消費電子（計算機通信）是對美直接依賴度較高的行業之一。因此，針對電子產品（包括計算機、手機、零部件等）的關稅對這些地區和行業有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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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密集型產品（如服裝、紡織）：
浙江、福建、山東等省份在紡織服裝、家具等勞動密集型產品上具有出口優勢 。紡織業和服裝業對美出口依賴度較高，其中服裝業以直接依賴為主，而紡織業更多是間接依賴（作為上游產業）。關稅對服裝業的就業和收入可能產生直接影響，對紡織業則更多是間接影響。一些紡織企業因美國關稅導致訂單暫停，正在積極尋找印尼等新市場。
（3）轉口貿易
另一方面，美國廣泛的關稅政策，也會從轉口貿易的封堵進一步影響中國的外貿市場，這一趨勢的核心因素在于中美進出口貿易“貌離神合”的形態。
從中美直接貿易看，2015年至今，中國商品進口占美國進口貿易總額從20%下降至11%，同時，中國出口貿易中出口到美國的商品總額占比從18%降至13%。
不過在2018年的第一次中美貿易戰開始，中國就逐漸通過轉口貿易填補對美直接出口的缺口：2018年至今，中國出口到轉口貿易經濟體（包括墨西哥、新加坡、韓國、中國臺灣、泰國、越南等）的商品逐漸增長，而同一時期美國從轉口貿易經濟體的進口量也有同步上升。
再從全球貿易角度看，中美雙方擁有全球最大的貿易順差與逆差，且幅度遠超其他各國，表明中美仍是全球最大的買賣雙方，貿易關系只是形式變化而并沒有實質性脫鉤。
2、地區傳導機制：從沿海到內地
關稅沖擊首先在中國沿海出口基地引爆，并沿供應鏈逐步向腹地傳導。在大宗商品產業鏈上產生影響的大概方向類似，根據沿海與內陸地區在產業鏈中的位置不同，受沖擊程度和傳導速度存在差異：
（1）首先，東部沿海地區受影響更大：
東部地區，特別是廣東、浙江、江蘇等省份，進出口規模遠超其他地區，外貿依存度也更高。2024年廣東、浙江、江蘇三省的出口額合計占全國的52.8%，貿易順差合計占全國的97.9%，美國是廣東和江蘇的第一大出口市場。因此，當美國需求驟減時，像廣東、江蘇這樣的外向型經濟大省首當其沖：出口訂單縮減迫使當地制造業減產，工廠開工率和用工需求隨之下降，沿海港口吞吐量下滑。
（2）中西部地區對特定市場依賴度高：
不同于東部，西部省份（如新疆、青海、廣西）對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的出口份額較高。如2024年新疆、青海、廣西對“一帶一路”國家出口占比分別高達91.2%、81.3%、80.9%。
而隨著沿海組裝廠訂單減少，傳導至為其提供原材料、零部件的腹地企業，導致這些企業也出現銷售下滑和庫存積壓，雖然中西部對新興市場出口增長較快，但其規模難以立刻填補歐美市場收縮的空缺。
3、企業類型傳導機制：民企承受最大沖擊
不同所有制類型的企業在關稅戰中面臨的挑戰和應對能力存在顯著差異。
（1）外資企業(FIEs)：
這些企業深度嵌入全球價值鏈，關稅戰使其面臨雙重壓力：一方面，從母國或其他國家進口的零部件、原材料可能被加征關稅；另一方面，其在中國生產的成品出口到美國時，又面臨高額關稅。這種“兩頭受壓”的局面顯著增加了其運營成本和不確定性。江蘇、上海、廣東以及部分內陸省份如四川、陜西是外資企業較為集中的地區，受到的潛在投資和貿易影響可能更大。
（2）民營企業：
民營企業已成為中國大多數省份對外貿易的主力軍，貢獻了超過一半的出口額。在關稅戰的壓力下，許多民營企業積極尋求自救，展現出較強的韌性。
然而民營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往往議價能力較弱，難以將關稅成本完全轉嫁。隨著出口市場萎縮，大量原本面向出口的產能轉向國內市場，導致國內市場競爭異常激烈，甚至引發“價格戰”，進一步壓縮了利潤空間。此外，民營企業在獲取信貸、補貼等資源方面通常不如國有企業。
（3）國有企業(SOEs)：
一方面，作為大宗商品的生產者或貿易商，全球需求（尤其是中國自身需求）放緩會直接影響其銷售和利潤。另一方面，國有企業通常與政府關系密切，能夠獲得更多的政策支持、補貼和低成本融資，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其抵御外部沖擊的能力。然而，也正因為其與政府的緊密聯系，國有企業在國際貿易中可能更容易受到地緣政治因素的影響和外國政府的審查。研究指出，在貿易戰期間，國有企業的海外投資活動相比戰前有所減少，可能反映了政策導向的變化或風險規避情緒的上升。
4、對大宗商品產業鏈上下游企業的沖擊：從需求端向上傳導
（1）上游（資源開采）：
由于出口需求驟降，上游原料供應出現過剩跡象，產品售價承壓下跌。以礦產能源行業為例，鋼、等金屬的新關稅不僅直接針對中國產品，也波及主要出口美國的其他國家，而且像木材、礦等商品也在未來有繼續加征關稅的可能性，或導致這些國家苦心經營的自貿成果受到重創。
（2）中游（冶煉/加工/精煉）：
中游企業將承受成本波動與產能過剩雙重沖擊。
一方面，原料價格和供應鏈不確定性增加：關稅使得進口原料成本上升，替代采購渠道的調整也抬升了合規、運輸等隱性成本。中游企業往往難以將所有成本轉嫁下游，只能壓縮利潤空間。
另一方面，出口受阻導致產品滯銷，庫存被動累積，迫使企業降低開工率。據統計，在上一輪關稅沖擊中，被加征關稅行業的固定資產周轉率自2018年9月明顯下滑，凸顯產能閑置。這些行業為應對利潤壓力，不得不主動削減庫存和開支，企業通過減少原材料采購、處理積壓庫存來回籠資金，一年內名義庫存增速下滑了10.8個百分點。
（3）下游（制造業/終端應用）：
下游企業面臨訂單減少與成本上升的兩難困境。
首先，關稅壁壘直接削弱了中國制成品在國際市場的價格競爭力，大量出口訂單流失或被取消，尤其是對美依賴度高的行業如消費電子、服裝等。數據顯示，本輪關稅直接依賴美國市場的行業包括消費電子和服裝業。相應地，像紡織、電氣機械等雖然對美直接出口占比不高，但通過為上述行業供應零部件而間接受到影響（其對美間接依賴度分別達4%和2%）。
其次，原材料和零部件成本上揚侵蝕下游利潤。許多下游廠商依賴進口關鍵零件（如芯片、精密部件），加之人民幣匯率波動和替代采購的不確定性，企業成本控制難度加大。由于終端產品價格彈性較小，因此多數企業只能自行吸收部分成本，導致盈利能力下降。據研究，對美加稅后中國出口商并未大幅降低對美報價以保持訂單，其出口價格指數走勢與未加稅行業基本一致，美國進口方反而承擔了接近關稅幅度的漲價，這意味著中國出口廠商為了維持市場份額并未完全轉嫁關稅，而是接受了利潤壓縮的結果。
（4）貿易及物流企業：波動風險加大
貿易物流企業將遭遇業務量波動和運營風險上升。
作為連接生產和市場的紐帶，外貿代理、航運港口、貨代物流等企業對貿易環境變化極其敏感。關稅戰引發國際貨流突然“大起大落”：部分進口商在關稅生效前突擊搶運囤貨，造成短期內到港量異常攀升，隨后又出現大面積砍單。例如，今年4月初中美貿易商曾趕在新關稅生效前搶運貨物，一度令美國西海岸當周入港量同比激增56%；而關稅生效后運量急轉直下，航運公司不得不頻繁調整航班計劃以避免空載。一系列“假旺季”“真淡季”的反復，令航運、貨代企業難以高效調度資源，經營成本上升。
運價大幅波動也增加了貿易各方的風險：貨代需要面對合同重議、艙位違約的情況，出口商和進口商則要承受運輸成本的不確定性。此外，貿易摩擦還催生了合規和風險管理的新要求——包括關稅分類籌劃、原產地規避方案、以及匯率避險操作等，專業貿易服務企業為客戶提供這些增值服務也相應增加了自身運營負擔。總體而言，關稅戰使物流貿易行業從運輸量到運作模式都發生劇烈變化，企業盈利的不確定性和經營風險顯著上升。
三、關稅戰下大宗商品產業鏈沖擊影響宏觀經濟的傳導機制
關稅戰可能引發的產業鏈沖擊并非孤立事件，其影響會通過多種機制溢出到更廣泛的宏觀經濟層面，帶來一系列連鎖反應和風險，例如，通過直接打擊大宗商品出口、壓縮制造業利潤鏈條，并沿著“量-價-利”路徑向上游資源開采、中游加工、下游制造傳導，并以“利潤-資產-投資/消費”連擊形式進一步累積投資收縮與需求萎縮的壓力。
首先，關稅直接打擊出口，同時抑制投資和消費信心，導致總需求（量）下滑。需求的疲軟會對產品價格（價）產生下行壓力，尤其是在產能過剩或競爭激烈的行業，可能引發價格戰或加劇通縮趨勢。
同時，關稅直接增加了企業的進出口成本，疊加需求萎縮和價格下行，共同擠壓了企業利潤空間。利潤的下滑和對未來前景的悲觀預期，會抑制企業的投資意愿，從而影響就業和居民收入。上述這個傳導機制在2025年的背景下尤為值得關注，關稅沖擊可能放大這一負反饋循環的效應。
1、直接鏈條：“量-價-利”傳導機制
（1）出口下降
在美國對華所謂對等關稅落地實施后，大多數中國商品輸美關稅稅率已經超過100%，較特朗普上臺之前顯著上升。不少制造業反饋5月在手訂單已經明顯減少。在中國本身內需仍在逐步恢復的背景下，中國對美出口將減量。
（2）價格壓力
目前中國的生產者價格指數（PPI）同比已經連續30個月處于負區間，反映出工業領域的需求疲軟和產能過剩問題。
一方面，出口下降導致商品總需求下降，若內需不能有效對沖關稅影響，商品價格將面臨進一步下滑的壓力。另一方面，關稅戰很可能在短時間內造成全球增長信心減弱，在中國需求不振的背景下，其他國家或同樣難以避免，因此全球需求放緩，打壓國際大宗商品價格。
（3）利潤收縮
一方面，關稅直接增加了進口原材料和零部件的成本；另一方面，出口受阻和總需求疲軟導致銷售價格下降或銷量減少。
在營收下降的同時，受關稅影響行業的利潤率承受了更大的下行壓力，導致利潤降幅超過營收降幅。因為關稅直接提高商品的進出口成本，而且間接成本，例如合規成本、避險成本（如套期保值）、物流調整成本也會隨之增加。
這種情況在大宗商品中游的冶煉和加工企業中尤為突出。為了應對利潤下滑，企業普遍采取壓縮費用、削減非核心開支、加速去庫存等措施。持續的盈利壓力和需求不足將不可避免地導致企業降低產能利用率，閑置設備和勞動力，進一步拖累經濟增長。
2、加速鏈條：“利潤-資產-投資/消費”傳導機制
大宗商品產業鏈的動蕩也是宏觀經濟下行壓力的重要放大器，或通過“利潤-資產-投資/消費”的負向連鎖反應溢出至更廣泛的宏觀領域，拖累2025年中國及全球經濟復蘇動能。
（1）投資減少
居民消費疲乏，且表現為追求性價比，導致企業生產供給偏多，競爭激烈下價格承壓，企業利潤變薄，企業繼續投資的意愿和能力均下降。
此外，貿易政策的不確定性是投資的最大“殺手”之一。面對動蕩的貿易環境和不明朗的未來需求，企業傾向于推遲或削減固定資產投資計劃，尤其是那些嚴重依賴出口的行業。
（2）沖擊消費
關稅戰通過影響企業經營，進而沖擊居民的收入和預期，最終抑制消費。企業利潤下降，使得居民對未來收入增長感到擔憂，時消費信心隨之下降。同，消費者普遍擔心關稅會導致進口商品價格上漲，從而減少購買意愿，尤其是在非必需品領域。盡管消費補貼等措施已在提振市場方面發揮作用，但中國本已疲軟的國內消費需求可能因貿易戰帶來的經濟不確定性而進一步承壓。
四、特朗普關稅戰下一步展望
1、中美關稅談判空間有限，易形成“停-打-再停”循環
（1）中美達成緩和協議或仍有波折
特朗普政府目前提供的信息仍缺乏政策細節，且有多個選項，這表明美國總統尚未做出最終決定，一切處于計劃初期。同時，白宮官員表示，特朗普并不會單方面下調關稅稅率，需要看到中國也有降低關稅的動作，其態度并未根本扭轉。
目前來看，中美雙方在核心問題上分歧巨大，互信基礎薄弱，短期內達成全面貿易協議的可能性很低。美方雖有官員暗示當前關稅水平“不可持續”并可能下調，但前提往往是中方也做出讓步；而中方則堅持美方需首先取消單邊加征的關稅，才可能進行實質性談判。這種僵局使得雙方關系很可能陷入一種“打打停停”（高壓施壓-暫時緩和/談判嘗試-矛盾再起-再次施壓）的循環狀態。未來談判即使進行，也可能聚焦于特定領域或階段性協議，而非根本性解決貿易爭端。
（2）對中美關稅終局不宜太樂觀
即使最終特朗普政府實現了將部分從中國進口商品的關稅稅率削減一半的計劃，50%-65%的關稅稅率仍意味著美國市場對許多中國產品關閉了大門。
根據測算，即使特朗普對華關稅降低，部分商品的輸美關稅仍要高于70%，對于中國工業生產絕大多數不足20%甚至僅低個位數的營業利潤率來說，幾乎沒有出口美國市場的可能。而對于部分可以承擔高關稅的行業而言，則需要以價格降低和利潤變薄為代價，來維持在美國市場的競爭力。
五、政策建議：逆周期調節+企業紓困+產能再平衡
面對美國高強度關稅升級、中國對外博弈空間受限、出口拉動功能趨弱等壓力，以及面對大宗商品產業鏈沖擊帶來的潛在宏觀溢出效應，中國政策應從“觀察—反應”模式盡快轉入“預判—前置”狀態，在風險窗口未完全閉合前果斷出手，釋放政策主動性與協調性信號。
1、“財政為主、貨幣配合”的雙輪驅動框架
（1）貨幣政策：由于關稅的負面影響將在二季度顯現，建議央行加快降準、定向降息等操作節奏，在利率空間受限背景下優先通過結構性工具釋放政策態度信號，提升市場信心，穩定預期錨點。
（2）財政政策：需將專項債與特別國債的發行節奏向前調度，優先配置至就業與消費帶動效應強的領域。同時，適度擴大中央赤字容忍區間，為結構性擴張提供空間保障。
(3)基于前述分析，東部沿海企業受本次美國加關稅影響更嚴重，政府可以針對性對受沖擊較大的沿海出口企業采取直接補貼的紓困措施，以保就業為核心，前置阻斷負面影響從沿海地區向內陸地區擴散。
2、預期管理與政策節奏控制的雙重平衡
在市場高度敏感背景下，政策不宜“一錘定音”，而應強調“持續性”“階段性”與“調整彈性”：
（1）持續性：通過年度預算預披露、專項債投向提前鎖定等方式，增強市場對政策連續性的預期，減少等待情緒。
（2）階段性：短期對沖與中期結構調整并行，政策節奏上可先集中解決消費刺激與融資信心恢復，再通過產業政策逐步構筑新增長點。
（3）調整彈性：預留中期政策空間，以應對美國關稅再升級、全球流動性再收縮等外部極端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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