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IDE
核心觀點
2025年3月3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提出一項重大貿易議程,擬取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系(PNTR)地位。一旦成真,中美貿易將倒退至WTO時代之前,平均關稅或飆升至110%以上,標志著中美經濟脫鉤邁入新階段。
美國此舉源于復雜的政治經濟動機:一方面,面對居高不下的財政赤字,特朗普政府試圖通過提高對華關稅短期內彌補財政漏洞;另一方面,美國深感“中國制造2025”等計劃在技術領域構成戰略威脅,希望通過高關稅倒逼制造業回流,聯合盟友推動供應鏈“去中國化”,削弱中國在全球貿易中的關鍵地位。
中國而言,取消PNTR無疑是巨大的挑戰與機遇并存:
? 短期經濟沖擊明顯,加權平均關稅可能拉升37%,中國輸美商品關稅成本或暴增14倍,預計將直接拉低GDP增速0.5個百分點。特別是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如紡織、玩具,以及電子機械等高技術產業,將面臨出口大幅收縮與產業鏈重組的雙重壓力。
? 長期來看,外部壓力或將倒逼中國經濟加速產業轉型和技術升級,減少對單一市場的依賴,并進一步推動市場多元化布局。
然而,美國自身也難以避免反噬效應:
? 高關稅與中國潛在反制措施疊加,將大幅推高美國進口成本,加劇供應鏈紊亂,預計短期內美國通脹率可能上升0.24-0.39個百分點,并形成長期“成本上漲—通脹加劇—需求萎縮”的滯脹風險,GDP增速或因此下降0.13-0.22個百分點。
? 此外,美國農業和耐用品制造業等關鍵行業將遭受顯著沖擊,而這些行業正集中于共和黨執政的關鍵州和搖擺州,這可能導致特朗普政府面臨選票與經濟雙重損失的局面。
綜上所述,美國若取消中國PNTR地位,盡管看似瞄準中國經濟,但實際效果可能事與愿違,不僅難以有效推動制造業回流,更可能引發“雙輸”的惡性循環,最終演變為一場“傷敵一千,自損八百”的戰略失策。
【正文】
PART
最惠國待遇:從“經濟紐帶”走向“地緣杠桿”
1、中美最惠國待遇的歷史演變:制度安排映射戰略關系
最惠國待遇(MFN)作為全球貿易體系的核心原則,要求各締約方在關稅及貿易條件上給予對方不低于任何第三方的待遇。在中美經貿關系中,MFN地位的演變不僅是技術性貿易安排的調整,更折射出兩國關系從互信走向戰略博弈的深刻轉變。
自1979年《中美貿易關系協定》簽署,美國根據《杰克遜-瓦尼克修正案》對中國實施“年度審查”機制,中國的最惠國待遇始終處于“有條件、可逆”的臨時性狀態。這一不確定性,成為美國政府在外交與人權議題上對華施壓的重要工具。
直到2000年,美國國會通過《對華永久正常貿易關系法案》(PNTR),才從法律上賦予中國穩定的最惠國待遇,明確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此舉不僅大幅將中國輸美商品的平均關稅從約40%降至不足3%,也掃清了中國加入WTO的關鍵制度障礙,成為中美經濟關系加速融合的標志性節點。
這項制度性突破帶來了實質性的貿易躍升。2000至2008年間,中國對美出口年均增長超過20%,一躍成為美國最大進口來源國之一,長期占據其總進口額的15%-20%。與此同時,中美貿易順差不斷擴大,2022年中國對美順差達4006億美元,占中國全球順差的近半,創下歷史新高。
2、美國取消PNTR待遇的立法路徑:政治博弈下的制度閘門
根據美國憲法的制度設計,撤銷對中國的永久正常貿易關系地位(PNTR)必須通過正式立法程序。這一流程不僅法律門檻高、環節繁復,還深受黨派政治與輿論動向影響,通常需要數月甚至數年才能完成。
其關鍵步驟包括:
(1)提案發起:由至少一名國會議員(眾議員或參議員)提出正式立法提案,明確取消PNTR的法律依據、適用范圍及執行機制;
(2)委員會審議:提案首先提交至所屬委員會進行審查,期間可視情況舉行公開聽證、接受專家評估,甚至因政治敏感性被擱置;
(3)兩院投票:若由眾議院提出,需先獲得眾議院簡單多數(218票)通過后提交參議院審議;若由參議院主導,則相應程序反向進行,亦需通過51票的簡單多數;
(4)總統簽署:兩院表決通過后,法案送交總統簽署??偨y同意并簽署后,該法案即正式生效;
(5)否決權推翻:若總統行使否決權,則須兩院分別以三分之二多數(眾議院290票、參議院67票)投票推翻,方可立法成功。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國會近年多次嘗試發起取消中國PNTR地位的立法提案。自2020年以來,幾乎每年都有相關議案提出,主張因人權、國家安全或技術轉移問題終止中國最惠國待遇。然而,這些法案多數止步于委員會審議階段,未能進入正式立法流程,表明此類提案在國會內部仍存較大爭議與推進障礙。
3、被美國取消最惠國待遇的歷史先例:極端政策的稀有樣本
在當前全球貿易體系下,美國給予幾乎所有貿易伙伴永久正常貿易關系(即最惠國待遇)地位。迄今為止,僅有四個國家未被授予該待遇:古巴、朝鮮、白俄羅斯和俄羅斯。這一名單本身就表明,取消最惠國待遇在美國對外經貿政策中極為罕見,通常僅在出現重大地緣政治沖突或嚴重國家安全關切時才會觸發。
以俄羅斯為例,其最惠國待遇的終止發生在2022年烏克蘭危機爆發后。美國國會迅速通過立法,在數周內撤銷了俄羅斯的PNTR地位,該法案自簽署之日起立即生效。結果是,美國對俄羅斯商品的平均關稅稅率從3%左右飆升至約32%。此舉不僅迅速凍結了雙邊貿易,也成為美西方對俄經濟制裁體系的核心一環。
但這項政策同樣帶來了對美方自身的沖擊:由于對俄能源進口驟降,美國不得不以高出市場價約40%的成本從卡塔爾等國采購液化天然氣,直接導致2023年美國居民能源支出上升23%。這一案例說明,取消最惠國待遇并非單邊打擊,而可能引發對等代價甚至連鎖反應,對供應鏈穩定性與關鍵商品價格形成顯著擾動。
因此,俄羅斯的前車之鑒值得高度關注。若美國將同一政策工具用于對華關系,不僅意味著經濟政策對地緣戰略全面讓位,也將把“最惠國待遇”從多邊貿易秩序中的制度性安排,轉變為單邊施壓的地緣政治籌碼,削弱其國際公信力。
PART
取消最惠國待遇,對華是否將引發“關稅核爆”?
美國若終止對中國的PNTR待遇,其直接后果將是對中國輸美商品關稅大幅上調,甚至疊加此前已有的懲罰性關稅,造成貿易成本“指數級”上升。對于高度依賴出口的中國制造業而言,這無異于一場結構性“關稅核爆”。
1、總體經濟視角:從邊際調整到系統沖擊
據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USITC)發布的數據,美國進口商品在最惠國待遇下適用協調關稅表第一欄(Column 1),非最惠國國家則適用第二欄(Column 2),稅率差異極大。測算顯示:
? 不考慮對華額外加征關稅,中國在美國最惠國待遇下的加權平均關稅約為2.7%;
? 若取消PNTR,適用非最惠國待遇后,關稅稅率將激增至約39.1%;
? 按2024年中國向美國出口總額4626億美元計算,關稅總額將從127億美元暴增至1810億美元,翻至14倍。
值得注意的是,在2025年美國總統特朗普上任之前,根據第三方機構測算,美國對中國商品的加權平均關稅稅率已近20%。疊加2025年特朗普政府對中國所有進口商品加征的20%關稅以及其他關稅舉措后,當前中國輸美商品的整體稅負水平實際上已達42%,即便在最惠國待遇仍然適用的背景下,也已處于歷史高位。
目前尚不確定,一旦美國正式取消對中國的永久正常貿易關系地位(PNTR),現有的對華反傾銷關稅、特朗普政府于2025年實施的對華額外20%關稅、以及擬于4月9日實施的所謂對等關稅是否會一并疊加適用。在此背景下,未來關稅結構可能出現以下三種情形:
? 情形一:僅適用非最惠國稅率 + 反傾銷稅
中國輸美商品平均關稅將為57%左右,較當前水平提高15個百分點,構成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
? 情形二:非最惠國關稅 + 反傾銷稅 + 20%額外關稅
稅率可能升至77%,較現行稅負提升35個百分點,形同重啟全面關稅戰,構成“高烈度脫鉤”情景。
? 情形三:非最惠國關稅 + 反傾銷稅 + 20%額外關稅 + 34%所謂對等關稅
中國商品輸美關稅稅率將飆升至約111%,較當前稅率增加約69個百分點,幾乎實現中美貿易完全“脫鉤”。
特朗普在競選期間多次公開表示“計劃對中國商品征收60%甚至更高關稅”,如果4月9日美國所謂的對等關稅如期落地,那么美國對華關稅稅率將上升至76%,而取消PNTR需耗費大量立法資源與政治成本,最終稅率低于60%的情形一幾乎可以排除,情形二、三的概率相對較高。在此基礎上,美國政府未來甚至可能通過新一輪“301調查”或其他貿易工具,進一步擴大關稅覆蓋范圍與稅率水平。
盡管上輪關稅戰已對中美貿易結構造成一定撕裂,但截至2023年,中國對美出口仍占全國出口總額的14.8%,對美貿易順差更占全球順差的40.9%,說明中美經濟仍深度嵌套。若PNTR待遇被取消,中美貿易脫鉤勢頭將進一步加速,對中國外貿與宏觀經濟造成顯著沖擊。據第三方機構測算,此舉將令中國GDP增速下滑約0.5個百分點,出口相關行業的就業市場亦面臨嚴峻考驗。
2、細分行業視角:上下游分化,部分行業壓力尤甚
(1)初級產品與工業制品:關稅沖擊的結構性分化
在美對華關稅體系中,最惠國稅率與非最惠國稅率的差異呈明顯結構性分布,工業制品遠高于初級產品,形成“稅負重壓向制造業傾斜”的格局。根據標準國際貿易分類(SITC)統計,美國對初級產品的非最惠國稅率比最惠國稅率平均高出約10.77%,而工業制品則高出約37.42%。這一巨大落差并非偶然,而是美國對外貿易政策有意識“差異化施壓”的結果。
其背后邏輯主要包括兩個維度:
? 技術與產業控制維度:工業制品多屬技術密集型、高附加值產業,涵蓋核心知識產權、關鍵設備與供應鏈控制權。通過設定高稅差,美國意圖抑制中國產品競爭力,維護本土企業在全球制造體系中的主導地位。
? 國家安全維度:部分工業品(如電力設備、專用機械等)與國家基礎設施安全直接相關。高關稅不僅具備經濟屏障作用,更與出口管制協同形成“技術防火墻”,服務于更廣泛的地緣戰略目的。
相比之下,美國對初級產品關稅設定明顯更為克制,其原因同樣具有現實考量:
? 宏觀價格穩定訴求:初級品包括食品、燃料、原材料等對國內民生與工業鏈基礎運行至關重要。過高關稅可能誘發進口成本劇增、價格飆升,進而推高通脹水平,沖擊整體經濟穩定。
? 國際規則約束:農業和資源品的關稅調整受到WTO《農業協定》與《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相關例外條款制約,美國在此類商品關稅操作空間相對有限。
對中國而言,這種結構性差異恰好擊中出口模式的要害。中國長期依賴初級產品進口、以工業制成品出口為主,是典型的“原料輸入—制造加工—成品出口”型經濟體。在此背景下,若失去最惠國待遇,中國工業制品出口將首當其沖面臨“脈沖式”的關稅重壓,大幅推升出口成本并壓縮利潤空間,加速外向型制造業的產業鏈再布局壓力。
(2)關稅壓力并不均衡:中國出口結構下的行業脆弱點
根據2024年中美貿易數據以及美國協調關稅表(HTS)中的稅率測算,中國輸美商品在最惠國待遇(HTS第1欄)與非最惠國待遇(HTS第2欄)之間的關稅差異,呈現出明顯的行業分化特征。若PNTR待遇被取消,中國多個關鍵出口行業將面臨顯著稅負躍升,具體包括:
? 關稅增幅超過50%的行業:紡織品與服裝、塑料與橡膠、石材與玻璃制品、玩具與運動器材等,這些均為典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出口依賴度高、附加值低,利潤空間有限。
? 關稅增幅在30%以上的行業:金屬制品、電子與電氣機械、通用與專用機械等,這些行業技術含量較高,但利潤水平亦面臨“稅負侵蝕”的挑戰。
與此同時,從產業盈利能力視角出發,中國41個工業大類中約八成行業的營業利潤率低于10%,僅有4個行業利潤率超過20%。若設想在較為理想的貿易環境下,美方提高的關稅成本由中國供應商與美國采購商各分擔50%,則最終能承受關稅沖擊、維持出口競爭力的行業可能不足30%。這意味著,中國制造業在整體利潤水平偏低的背景下,極難形成對沖關稅沖擊的緩沖墊。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Mysteel整理
更具結構性風險的是:當前營業利潤率較高的行業大多集中于上游資源型部門,如采礦業和部分食品加工產業,而這些商品在美方關稅體系中最惠國與非最惠國待遇之間的稅率差距相對有限。相反,處于出口主力地位的多數中下游制造業(如機電、輕工、日用品)則將面臨“低利潤+高關稅”的雙重擠壓,成為此次取消PNTR政策沖擊的核心承壓區。
在中國出口結構中,部分行業因對美出口額高、順差顯著、潛在關稅增幅大,將構成本輪PNTR取消沖擊下的“高風險暴露區”。合中美貿易依賴度與關稅模擬數據,可歸納出兩類尤為脆弱的商品群體:
? 第一類:高稅率增幅 × 高出口依賴 × 中等順差行業
典型代表包括:玩具與運動器械、紡織品與服裝、塑料與橡膠制品。
這類商品本身附加值有限、利潤率偏低,卻在美國市場仍保持較強競爭力。例如,2024年美國從中國進口的玩具與運動器材仍占其進口總額的74%,即便經歷了2018年一輪高關稅沖擊,市場份額依舊穩固。然而,50%以上的潛在關稅增幅將使該類商品面臨極大的“利潤吞噬”與市場份額喪失風險。一旦采購商轉向其他替代國,中國相關出口將遭受斷崖式下滑。
? 第二類:中等稅率增幅 × 中等依賴度 × 高順差行業
代表行業包括:電子與電氣機械、通用與專用機械設備。
這一類產品在上一輪關稅戰中已部分實現去中國化,美方進口依賴度有所下降,但中國對美出口依然保持高額順差。這類商品的平均關稅增幅約為30%,明顯高于其平均利潤率(不足10%)。在高順差的政治敏感背景下,這些行業很可能再次被美國政策鎖定為重點施壓對象,若PNTR取消疊加額外加征關稅,將迫使其進一步壓縮對美出口,甚至推動其價值鏈外遷。
綜上所述,這兩類商品將承受“關稅強壓區”與“地緣政治高敏區”雙重重壓:未來若美方政策落地,不僅將重塑中國部分產業的全球布局,也可能加快中國產業鏈向東南亞或拉美等地的戰略轉移節奏。
PART
美國的代價:通脹螺旋與增長掣肘
若美國取消對中國的永久正常貿易關系(PNTR)待遇,其經濟代價不僅將體現在中長期層面,更將在短期內迅速傳導至物價與企業成本端,形成實質性“反噬”。
1、短期沖擊:通脹率顯著上行,供應鏈重構成本外溢
首先,取消PNTR后,中國輸美商品將面臨全面提稅,短期內美國企業需被迫尋找替代供應商、調整采購渠道與生產結構。然而,在現有全球分工格局下,中國商品的綜合性價比與產能穩定性在許多領域仍無可替代。大規模供應鏈重構不僅成本高企,還將帶來階段性產能錯配與效率損失,從而顯著推升終端價格水平。
與此同時,中國極可能啟動有針對性的反制措施,尤其在稀土、電子材料、藥品中間體等關鍵領域對美出口實施限制。這些領域對美國制造業具有較高戰略依賴,一旦受限,將進一步加劇輸入性通脹風險。
據研究機構測算,美國通脹率可能因關稅上升而在一年內上升0.24個百分點,若考慮中國反制措施,通脹增幅可能擴大至0.39個百分點,對美國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構成持續壓力。
2、中長期拖累:高利率滯留與增長動能鈍化
在通脹壓力持續存在的背景下,美聯儲的貨幣政策操作空間將進一步收窄。為了壓制物價上漲,美聯儲勢必延長高利率周期,這將直接抑制投資意愿,削弱私人部門對制造業與基礎設施的長期投入。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盡管上一輪關稅戰已促使部分中資供應鏈向東南亞、墨西哥等地轉移,但截至2023年,美國對華商品進口規模仍居高不下,反映出高附加值中間品與消費品的替代性依然有限。在缺乏等效替代來源的情況下,若徹底切斷與中國的低成本供給體系,將形成“成本上升—物價上漲—消費收縮”的典型惡性循環,堪稱“去中國化”路徑中的結構性陷阱。
研究顯示,在取消PNTR后1-3年內,美國GDP增速可能下降0.13至0.22個百分點。一方面來自投資收縮與終端需求減弱,另一方面則是中美貿易斷裂對創新網絡與技術協作的間接削弱。
除了通脹與經濟增長的宏觀影響,美國若取消對中國的最惠國待遇,其自身就業市場也將承受顯著壓力,尤其是在關鍵產業與核心選區的打擊尤為敏感。
根據第三方機構模擬測算,若中國實施反制措施,美國農業首當其沖:首年農業工作時長可能銳減超過3個百分點。作為全球農產品重要出口國,美國農業高度依賴中國這一大宗買家,一旦市場被中國轉向南美、澳大利亞等替代來源,美國農產品出口將遭遇系統性萎縮。
在非農業領域,耐用品制造業也將成為受沖擊重災區,特別是在1至3年內,該行業的工作時長預期將下降超過2個百分點。這一板塊涵蓋汽車、機械、家電等中高端制造品類,對中國產業鏈依存度高,替代路徑成本高、周期長。
更關鍵的是,這兩個產業群體高度重疊于美國的政治關鍵地帶:
? 農業州如艾奧瓦、堪薩斯、內布拉斯加,長期為共和黨的基本盤;
? 銹帶地區如賓夕法尼亞、密歇根、威斯康星則是影響總統大選走向的搖擺州。
若農業與制造業遭遇系統性就業萎縮,不僅將激化勞工群體的不滿,也可能直接撼動共和黨在部分州的選舉優勢,形成“經濟反噬—政治回彈”的內部張力,對主張激進對華貿易政策的政治派系構成潛在反作用力。
綜上所述,美國若執意取消中國的永久正常貿易關系(PNTR)待遇,雖在短期內可能削弱中國部分出口產業的增長動能,卻也將自身推入通脹上行、制造業成本走高、就業收縮與政治不確定性并發的泥沼。其政策意圖——推動制造業回流、重塑供應鏈主導權——在現實中極可能被高企的貿易成本與結構性失衡所抵消。
從效果上看,這一激進貿易動作更可能演變為一場“雙輸式博弈”:中國將承受出口重壓與產業鏈重塑陣痛,但美國亦將遭遇自身通脹惡化、增長放緩與關鍵票倉動搖的內外反噬。最終,取消PNTR的實際效果不僅難以兌現制造業回流的政治承諾,反而可能與初衷背道而馳,成為“傷敵一千,自損八百”的戰略誤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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