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流倫理探究及其在珠江流域的實踐與思考
Studies on river ethics and it’s practice and reflection in the Pearl River Basin
楊芳,董延軍,劉晉,李麗,馬興華
(1.珠江水利委員會珠江水利科學研究院,510610,廣州;2.水利部粵港澳大灣區水安全保障重點實驗室,510611,廣州)
摘要:河流倫理是新時期推進水與人、水與社會關系的新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梳理了河流倫理的產生背景、內涵解析及建構意義,在河流倫理視角下,對珠江流域水問題進行審視與探析,指出當前珠江流域水治理存在治理韌性不足、共建共治共享格局與理念有待提升、發展理性對價值理性僭越以及社會治理成本等困境,并指出新時期發展河流倫理的必要性和緊迫性。系統梳理技術治水、管理治水、經濟治水與倫理治水的關系,首次提出流域治理保護“四駕馬車”的關系。從河流倫理的角度研究流域治理與保護的價值重構,包括4個方面:一是提出基于“驅動-狀態-響應”(DSR)模型的河流倫理價值重構機制;二是以問題為導向,分析驅動因素;三是通過發展形態分析,探討價值重構路徑;四是從管理方式、發展模式與公眾行為3個方面提出具體的響應措施與對策。以期推動流域在水量分配、社會參與、共建共治共享、人水和諧和精神文化等方面不斷完善和優化。
關鍵詞:河流倫理;珠江流域;高質量發展;價值重構
作者簡介:楊芳,黨委書記、副院長,正高級工程師,主要從事水環境、水生態研究。
DOI:10.3969/j.issn.1000-1123.2025.04.004
倫理是人類所遵循的道德規范和行為準則的總稱,是人類社會的重要基石,同時也是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倫理在社會治理中具有形成并樹立正確的價值導向、強化內在自律準則、協調各種利益關系、節約社會治理成本支出的作用。發揮倫理獨特的優勢是當前推進社會治理創新的重要途徑。流域的治理保護是社會治理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不僅能夠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還能促進區域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提升人民的生活質量,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流域治理與保護經過數十年的探索與實踐,基本形成了技術治水、管理治水、經濟治水“三駕馬車”的局面,技術治水體現在科技,管理治水體現在制度,經濟治水體現在投資。這“三駕馬車”相輔相成,反映了幾代水利人不斷探索治理與保護規律的創新成果。隨著全球水危機凸顯以及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水問題正逐漸向多元化、社會化轉變,比如針對社會上浪費水、污染水的行為問題,如何增強全民愛水、護水、惜水意識,恰恰是政府管理的盲點,傳統的治理手段存在著一定局限性,甚至會“失靈”。在這種背景下,從倫理維度特別是從河流倫理維度,對各類復雜水問題作出評價與研究,可提高流域治理與保護的韌性,引起廣大學者和政府管理者的關注。
政府層面,2023年3月22日,水利部部長李國英在聯合國水大會全體會議一般性辯論發言中提出建構河流倫理的倡議,要求“尊重自然界河流生存的基本權利,把河流視作生命體,建構河流倫理,維護河流健康生命,實現人與河流和諧共生”。2024年5月21日,在第十屆世界水論壇期間,水利部發布了《河流倫理建構與中國實踐》報告(英文版),向世界同行分享交流中國對人與河流和諧共生的新探索,再一次把中國河流倫理的概念推到世界面前。
流域層面,水利部黃河水利委員會是較早關注河流倫理的流域之一,2005年就提出河流生命論,認為“世界萬物都是有生命的,其差異只是物種生命的存在方式不同。因此河流也是有生命的,其生命存在方式是流動”。
學界層面,目前研究成果并不多,比較有代表性的是武漢大學夏軍院士,針對河流倫理與環境倫理先后開展了系統基礎性與戰略性研究,初步探討了河流倫理在長江河流管理保護中的應用實踐,初步研究了環境倫理在支撐環境保護方面的應用實踐。
以上的這些工作標志著倫理學得到了水利行業的高度重視,倫理學的發展也進入了一個嶄新階段。河流倫理是河流哲學,是推進水與人、水與社會關系的新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建構河流倫理需要進一步深化對治水規律性的認識,轉變觀念,采取措施,推動落實落地。本文結合珠江流域治理與保護的實踐,分析河流倫理在珠江流域的具體內涵以及存在問題,重點結合未來流域高質量發展,提出建構珠江流域河流倫理的實踐對策與倡議。
河流倫理內涵及建構目的
1.河流倫理產生的背景
河流作為人類等眾多生物賴以生存的生態鏈條,在晝夜不息的流動中,滋養生命,孕育文明,河流倫理的產生是一個人們認識不斷深化的漸進過程。人類對水資源的開發利用伴隨著工業文明發展進程不斷發展變化,具體體現在以下3個階段。
第一階段,工業化早期。人類依靠科技進步創造出工業化的奇跡,但這種發展模式是以犧牲環境和資源為代價的。隨著工業化的推進,人類對水資源的開采和利用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導致河道頻繁斷流、河口尾閭消失、干支流河床萎縮、流域湖泊干枯、水質污染嚴重、洄游生物滅絕等。這種以開發利用為主的發展模式,缺少對自然的尊重,忽視了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
第二階段,工業化中期。面對資源約束趨緊、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系統退化的嚴峻形勢,人們開始意識到需要轉變發展觀念,實現經濟社會與環境保護的協調發展,走可持續發展之路。黨的十九大指出“建設生態文明是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千年大計。必須樹立和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像對待生命一樣對待生態環境”,該理念實質上就是為了應對這一困境提出的發展理念。通過近幾年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我國基本實現了“水更清、天更藍、山更綠”的目標,綠色已成為中國高質量發展的底色。
第三階段,工業化晚期,即當下的發展階段。水問題呈現的不僅僅是一個自然問題,也是一個復雜的社會問題,這主要是由于人們對水的不合理利用而造成的。面對這一系列復雜的水問題,人類幾乎將傳統的技術、經濟、管理這“三駕馬車”手段運用到了極致,也取得了巨大的治水成效。但是,我們依然面臨著一系列水問題挑戰,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第一,隨著經濟社會利益多元化發展,水與人、水與社會的關系日趨復雜,人的個體行為往往更多受道德層面約束,傳統手段在個體行為表現上基本“失靈”;第二,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存在著倫理兩難的問題,如何實現共建共治共享,也需要從倫理層面加以思考。總之,倫理發展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是新時期推進流域治理與保護高質量發展的新的認識論與方法論。
2.河流倫理的內涵解析
倫理本質就是法律之外主要靠道德及基本行為規范約束人的行為的系列準則。河流倫理本質上是對河流治理的創新發展,是一條與科學技術、政府管理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實踐路徑。河流倫理學是倫理學在水利方面的應用,既有倫理學的一般性,也有其特殊性。
①賦予河流生命價值是河流倫理學的核心要義。把自然界河流視作生命體,尊重河流生存與健康的基本權利,這是河流倫理學的創新發展,從過去的“征服自然”向“尊重自然”轉變,實現人與自然是平等的。
②尊重河流的生存權,這就意味著人與河流的關系是平等且復雜的。長期以來,人們主要以人的行為和意志為出發點,忽視了河流的生存權。因此研究人與河流的關系,就必須強化道德約束,探索河流倫理與制度在流域治理與保護中的相互作用關系。
③發揮河流倫理學在社會治理中的作用。從內涵上看,“社會管理”側重于政府管理,是由上而下的、垂直的剛性管理,具有顯著的強制性;而“社會治理”的重點在于全民共同參與、共同管理,這種共同參與、共同管理使社會治理具有了充分的倫理含義。水治理是一個復雜系統過程,通過構建全民參與行為規范、自律準則等,發揮河流倫理的推動作用,推動政府與基層組織、社會組織和公民平等參與、協商治水。
3.建構河流倫理的意義
流域是以河流為核心形成的生態系統,流域的開發也是以河流的利用和治理為核心,因而河流倫理建構對流域治理與保護至關重要,主要體現在以下3個方面。
首先是有效協調人與河流的關系,規范人類自身的行為。即要尊重河流的自然規律,正確處理和調節人與河流生命的關系,維護河流生態系統健康,促進人與河流和諧共生。在河流倫理視角下,人類與河流的關系應受到道德的約束,人類要學會感恩、敬畏、寬容和適時報答河流,要像愛護自己生命一樣愛護河流生命;要與河流保持一定距離,留給河流自我發展、自我調節、自我修復的空間。
其次是流域上下游共建共治共享已經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流域上下游共建共治共享不僅可以促進地區的協調發展,還可以提升流域治理水平,最終實現生態、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為了統籌協調平衡流域上下游利益關系,共建共治共享發展理念顯得尤為重要,而倫理學作為探討人類行為規范和道德價值的學科,為流域治理與保護提供了堅實的道德支撐和價值引領。
再次是提升流域治理的韌性,降低社會治理成本。河流倫理道德可以在社會治理中發揮必要的作用,它可以加強人的內在約束,調節社會的利益關系,確定正確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導向,降低社會治理的成本,提升流域治理的韌性。
珠江河流倫理問題審視與探析
1.珠江水問題的社會化審視
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珠江流域水問題日趨復雜與敏感,主要表現在以下4個方面。
(1)流域內人與水的競爭性關系加強
人水關系是人類與自然界關系中最重要的關系之一,也是隨著人類出現就始終存在且復雜程度不斷加深的一類關系。人是影響水的最重要因素,人對水友好則人水和諧,對水野蠻則兩敗俱傷。當前珠江流域內人與水的競爭性關系不斷加強,主要體現在:隨著人口、經濟和社會的快速發展,特別是枯水季節,人與水競爭性關系更為突出,造成部分河流水量減少,甚至出現斷流;受河口圍墾、采砂以及航道升級等活動影響,改革開放以來的40年間,珠江河口灘涂面積由2505km減少至1660km,減幅達34%;梯級水庫開發對生物多樣性產生影響,西江上游目前已有10個梯級電站投入運行,受梯級電站開發阻隔和水庫調度影響,部分河段如西江紅水河主要魚類產卵場由歷史的26個減少至目前的14個,水生生物種類及數量大幅減少,生物多樣性下降。
(2)流域上下游區域之間利益沖突與矛盾日益凸顯
流域上下游經濟發展存在差距,造成其理念不同、訴求不一,主要體現在:①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的矛盾。上游地區因地理條件限制,工業化進程滯后,亟須通過工業發展縮小與下游的經濟差距,然而上游作為水源涵養區,需承擔嚴格的環保責任,限制工業排放,這與大規模工業化發展的需求直接沖突。②水資源分配與用水需求的沖突。下游地區(如粵港澳大灣區)對水資源需求巨大,尤其在枯水期需通過應急水量調度(如壓咸補淡)保障供水安全,這可能導致上游地區用水受限,流域上下游用水仍存在矛盾。③生態補償機制的不完善。當前生態補償存在穩定性不足、標準不科學、區域協同不暢等問題。例如,上游為保護生態犧牲發展機會,但補償資金多依賴政府財政,市場化機制(如水權交易、綠色金融)尚未充分激活,補償難以覆蓋實際損失。盡管已提出建立跨省橫向補償方案(如廣東與貴州、廣西的協商機制),但實施中仍面臨利益分配不均的問題。④跨區域協同治理存在短板。珠江流域涉及6省(自治區)和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上下游地區在污染治理、生態修復等方面缺乏統一規劃。例如,上游農業面源污染和工業排放可能威脅下游水質,但跨省監測與執法機制不健全,導致責任劃分模糊。此外,流域內尚未形成統一的自然資源大數據平臺和監測系統,制約了協同決策效率。
(3)流域內人的行為與意識水平仍有待提升
流域的治理與保護是一場需要全社會廣泛參與的全員行動,但人的行為與意識水平有待進一步提升。主要體現在:公眾節水意識不足,日常生活中存在大量浪費現象,傳統灌溉方式效率低下,水資源浪費嚴重;部分企業違規排放廢水,導致水體污染,污水處理設施不完善,生活污水直接排放現象仍然存在;部分地區的開發活動破壞了濕地和河道生態,非法捕撈行為屢禁不止,影響水生生態平衡;公眾對水資源保護和治理活動的參與度不高,對水資源現狀和政策了解有限,難以有效參與。
(4)功利主義對傳統倫理與道義的挑戰
功利主義對河流倫理提出了挑戰,尤其是在“小我”(個人或局部利益)與“大我”(集體或生態整體利益)之間的沖突上。譬如,個人、企業或地方政府為追求局部利益,過度取水、排污或開發河流資源,犧牲河流生態系統的整體健康和流域可持續發展的長遠生態價值。此外,功利主義還可能導致資源分配不公,弱勢群體(如依賴河流的農民、漁民)的利益被忽視。總之,功利主義對河流倫理的挑戰需要通過引入生態倫理、推行可持續發展、加強環境正義和公眾參與等方式,在“小我”與“大我”之間找到平衡,實現人與河流的和諧共生。
2.珠江水治理成效及面臨的挑戰
針對上述流域水問題,珠江流域幾代水利人進行了艱辛探索與實踐,通過近年實施技術治水、管理治水與經濟治水三種手段,流域在水資源管理和開發利用、水環境治理、生態補償、水文化等方面成效顯著。詳見表。
流域治理與保護綜合成效與存在問題
通過分析,流域近幾年治理與保護在5個方面的總體成效顯著,但與此同時也面臨一系列挑戰,突出表現在流域軟實力發展亟待重塑,這就對河流倫理提出實踐層面的反思,激發人們對水問題在倫理方面的思考和行動。綜合流域目前面臨的問題與挑戰,今后對河流倫理發展的訴求主要反映在以下4個方面。
①治理的韌性仍顯不足。目前的治理與保護主要依賴政府、技術和投資,一旦這些環節跟不上,就會出現后期管養和運維無法保障等可持續發展問題,突出表現在水環境治理方面。實踐證明,水環境治理成效出現反彈,就說明單純依賴傳統的治理手段顯然不夠,必須發動全民參與治水、護水、惜水,這恰恰是目前管理的盲點,需要上升到倫理層面來考慮。
②共建共治共享格局與理念有待提升。流域上下游經濟發展不平衡,利益、理念與訴求不一致,在這種情況下實現流域生態保護與高質量發展將十分困難。流域的“共享”發展又是一個倫理與道德層面的問題,難以用一般性的管理語言明確,需從倫理與道德層面“舍小我,成大我”,推動形成流域共建共治共享格局。
③發展理性對價值理性的僭越。以科學技術為代表的發展理性為流域經濟社會帶來了巨大繁榮和進步,極大程度改善了人們的生活,如西江流域10個電站的梯級開發,有力保障了流域防洪、供水、發電與航運等目標。但與此同時,梯級開發對魚類洄游產卵和河流生物多樣性帶來一定的影響,甚至是不可逆的影響。因此,人們開始反思,在征服自然的同時要與自然平等相處,尊重河流的生命價值,走人與水和諧相處之道。
④社會治理成本問題。一個社會如果沒有很好的公序良俗,沒有很好的社會傳統,沒有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那么社會治理可能就會更困難,成本也會更高。在多元利益日趨復雜化的今天,形成以道德為核心的河流倫理,有助于流域治理體系現代化與法治化發展。
河流倫理視角下珠江流域治理與保護價值重構
流域治理與保護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我們必須在傳統治理模式基礎上創新發展,綜合運用傳統的技術治水、管理治水、經濟治水與倫理治水的訴求,形成新時期流域治理與保護的“四駕馬車”。這“四駕馬車”不是并列的、割裂的,而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應當相互融合。特別是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更應充分發揮河流倫理的作用,推動流域管理向流域治理轉變,實現政府主導向全民參與轉變,尊重河流價值與生命,樹立公眾綠色低碳意識,把流域治理與保護推向高質量發展的新高度。
1.價值重構機制(頂層設計)
為促進河流倫理在流域治理與保護中的應用,提升流域高質量發展水平,研究倫理價值重構機制十分必要。參照聯合國提出的“驅動-狀態-響應”(DSR)模型,流域治理與保護倫理價值重構機制(見圖)可以理解為:在流域治理需求、共享發展理念、公眾道德價值和治理保護成本控制等因素綜合驅動下(驅動),推動流域在水量分配、全民參與、共建共享、互利共贏、人水和諧和治理體系等方面不斷完善和優化(狀態),并在發展中促使流域在管理方式、發展方式、行為方式三個方面作出調整(響應)。這些調整(響應)既是河流倫理在流域高質量發展過程中應用的結果,也是加快推動流域高質量發展的動力。
河流倫理視角下流域治理與保護價值重構路徑
2.驅動因素分析(問題導向)
(1)治理需求驅動
流域治理與保護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當前流域治理面臨著諸多新的挑戰和機遇,創新成為推動流域治理與保護不斷發展和完善的關鍵。當前流域治理與保護突出的問題表現為治理韌性不夠、全民參與度不高,治理韌性與全民參與治水相輔相成、相互作用。治理驅動需求客觀上要求從流域管理向流域治理轉變,從過去單純靠政府管理、政府投資向全社會參與、多渠道資本投入轉變,實現這個轉變就要發展河流倫理理論,創新河流倫理實踐。
(2)共享理念驅動
流域高質量發展與保護,根本動力在于區域經濟發展均衡,如果流域上下游經濟發展不平衡,就會出現利益不均衡、訴求不統一。因此對流域來說,共建共治共享理念尤其重要,流域利益的公共性、流域環境問題的復雜性以及跨區域性等特性,決定了流域治理必須堅持共建共治共享。共享理念要求必須從倫理道德視角和哲學高度,局部服從大局,舍“小我”成“大我”,共同促進流域經濟社會、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加快推進流域上下游人與河流和諧共生的現代化進程。
(3)道德價值驅動
道德有兩方面作用,一方面可以激勵人們做出符合道德規范的選擇和行為,起到道德的驅動作用,另一方面可以幫助個體理解道德準則,并按照準則去指導自己的行為,發揮道德的引導作用。針對發展與保護,目前我們的發展理性仍僭越河流價值理性,經濟優先大于生態優先,所以人類必須從征服自然向善待自然扭轉,與自然和諧平等相處,尊重河流的生命價值。
(4)成本控制驅動
治理成本是指流域經濟和社會運行、發展的綜合成本,體現著整個流域治理體系運行的質量和效率,特別是在當前經濟大環境下,成本控制十分必要,關系到流域的可持續發展。從社會治理角度,倫理與道德教化有助于調動公眾提升自我修養,從而實現社會的自我糾錯,降低國家治理社會的成本。譬如,通過節水教育宣傳,從娃娃抓起,形成全社會節水氛圍,可以大幅減少污水排放,減少社會治理成本。
3.發展形態分析(發展路徑)
在流域治理需求、共享發展理念、公眾道德價值和治理保護成本等因素綜合驅動下,可以深度推動流域在水量分配、全民參與、共建共治共享、互利共贏、人水和諧和治理體系等方面不斷完善和優化,形成新的價值重構下的發展形態。具體內容見表。
河流倫理驅動下流域治理與保護內容(基于DSR模型)
4.價值響應分析(措施對策)
(1)政府管理方式
從考慮流域水資源利益均衡角度出發,創新水資源配置模式,實現水量分配的公平與正義。珠江東岸聚集廣深港等發達地區,以全省18%的水資源量支撐48%的GDP,開發率高達38.3%,接近40%的開發利用紅線;而珠江西岸水資源量是東岸的10倍,但水資源開發利用程度僅2.1%,水資源空間分布嚴重倒掛。當前要以國家水網建設為契機,以珠三角水資源配置工程為抓手,充分考慮河流人文與倫理需求,積極優化珠江水量分配方案,通過珠三角水資源配置工程的水源置換,緩解東江流域供水壓力,釋放東江流域河道內被擠占的生態需求。
從流域實現共建共治共享角度上,基于河流倫理創新生態補償模式。珠江流域上下游發展極不均衡,上游大多數為老少邊窮區域,下游河口是粵港澳大灣區,是中國經濟最發達地區之一,上下游發展的巨大差距不利于流域治理與保護協同發展。因此,需要從共建共治共享角度系統謀劃珠江流域治理與保護,也就是既要承認河流完整權利,又要確保流域社會公平性,通過公平分配資源、責任和利益,可以有效避免“上游污染、下游買單”的惡性循環,促進區域間的和諧共生。因此需要創新建設珠江流域橫向生態補償機制,特別是通過引入河流倫理與市場機制,加快推進流域的共建共治共享。
(2)流域發展方式
首先,尊重河流生命價值,恢復河流連通性,創新水電開發模式。小水電開發對促進偏遠山區清潔能源發展和推動區域經濟發展具有顯著貢獻。然而,過度開發導致的水資源過度利用、河流生態系統破壞、生物多樣性減少等問題,嚴重制約了流域的生態文明建設進程。為此,2018年以來,國家多部門聯合出臺《關于開展長江經濟帶小水電清理整改工作的意見》《關于開展黃河流域小水電清理整改工作的通知》《關于進一步做好小水電分類整改工作的意見》等文件,要求對小水電站進行清理和整改。河流倫理中的開發和保護內容已成為新時期流域生態文明建設中的突出挑戰與問題。基于尊重河流生命與倫理角度,通過科學開發綠色水電,恢復與保護河流生態系統和連通性。
其次,構建流域治理的社會化管理模式,引導全民參與治水,完善多元化、多渠道的投融資機制,不斷提高流域水治理的韌性和可持續發展能力。
(3)公眾行為方式
教育宣傳是解決問題的關鍵舉措,加強教育宣傳,能夠進一步增強公民節約用水意識和管水治水的責任感。教育宣傳要從河流倫理的角度出發,加強水倫理價值體系宣傳,不斷提高公眾的水倫理素養,形成整體水倫理教育環境。要不斷提高教育宣傳從業人員業務能力,開展多種形式的講座、交流會,達到宣傳節約保護水資源、深入貫徹水倫理的目的。
結論與展望
①剖析了河流倫理的內涵與產生背景。河流倫理是河流哲學,是推進水與人、水與社會關系的新的認識論和方法論。除了大家普遍認識要尊重河流的生命價值外,本文結合社會治理角度,提出構建流域河流倫理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河流倫理不但可以有效協調人與水的關系,同時可以促進流域共建共治共享,降低社會管理成本。
②首次提出流域治理保護“四駕馬車”的關系。綜合珠江流域治水實踐,系統梳理技術治水、管理治水、經濟治水與倫理治水的關系,將對四種流域治理手段的認識上升到一個新高度。在新的發展階段,四種手段應相互促進、相輔相成,共同推動流域保護與高質量發展。
③提出基于“驅動-狀態-響應”(DSR)模型的珠江流域治理與保護價值重構機制。在流域治理需求、共享發展理念、公眾道德價值和治理保護成本等因素綜合驅動下,通過管理、發展和行為方式的三個轉變路徑,推動流域在水量分配、社會參與、共建共享、人水和諧和精神文化等方面不斷完善和優化。
河流倫理建設為流域高質量發展打開一扇窗,特別是利益日趨多元化、復雜化的今天,關于如何處理人與水、社會與水的關系,河流倫理從道德層面提供了一個新的認識角度和方法,使得水資源分配更加公平正義,人水關系更加和諧,流域治理更加韌性,公眾生態文明意識更加牢固。從流域高質量發展角度看,流域加強倫理建設不僅十分重要,而且十分迫切。需要緊緊結合流域實際,以問題為導向,結合管理需求,打破傳統路徑,創新發展思路,促進流域治理與保護的高質量發展。
Abstract: River ethics is a new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for carrying forward relationship between water-people and water-society in the new era. On the basis of background, connotation analysis and significance of river ethics, the issues with current water governance in the the Pearl River basi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iver ethics are examined, such as lacking of resilience, co-construction, co-governance and sharing, less emphasis on value rather than development and high costs. The necessity and urgency of developing river ethics are discuss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ical, administrative, economic and ethical water management are systematically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iving commitment, stimulating motivation, making correction and establishing system is first proposed. Studies are made on value re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iver ethics for river basin governance and protection, which include four aspects: the first is a river ethics value reconstruction mechanism based on the “Driver State Response” (DSR) model; the second is problem oriented analysis of driving factors; the third is path of value reconstruction through analysis of development forms; the fourth is specific measures covering three aspects of management methodology, development model and public behavior. It aims to promot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and optimization of water allocation, public participation, co-construction, co-governance and sharing,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water and spiritual culture in the basin.
Keywords: river ethics; the Pearl River Basi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value reconstruction
本文引用格式:
楊芳,董延軍,劉晉,等.河流倫理探究及其在珠江流域的實踐與思考[J].中國水利,2025(4):19-25+33.
封面供圖廣西大藤峽水利樞紐開發有限責任公司
責編董林玥
校對李博遠
審核王慧
監制軒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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